黄亚生 的博客

在金融危机中，据我所知，印度在经济上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从财政的刺激上讲，印度是非常小的。我去印度的时候问，你们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是多少？回答是四十亿美元。相比我们的四万亿，这根本是小菜一碟。但他们GDP增长是7%，在没有政府大规模投入情况下，增长可以达到7%，这说明这个国家的自营行业是非常有活力的。印度的经济很明显是靠私营企业，而且它的增长是靠内需。
　　从历史上来看，印度上世纪60、70年代的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但是近年来，印度的发展速度差不多达到了9%，变成了东亚的发展速度。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
　　很多人抱有一个观点，认为印度发展是靠它的外包、软件，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软件、IT行业在印度的就业人口只有200万左右，而印度有11亿人口，这200万还是把他们家保姆、司机都包括在里面，真正做计算机的也可能就是十几万?人。
　　一说印度服务行业发展就说它的软件，实

中印经济发展各有长短，在眼睛看不到的有些指标、管理、金融体制等印度是领先的作为21世纪两大新兴发展中国家，印度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大，人均收入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外贸依存度高，财富收入两极分化严重；两国同时也是世界上送出留学生最多、接受海外汇款最多、人才流失数量庞大的两个国家。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企业家，成为美国硅谷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与印度也有着许多不同，中国经济的基础设施更为完善，政府极富效率并且政治稳定。

但是，尽管大多数舆论都更为看好中国，但印度也有很多优势。例如其经济发展更有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含量；印度的中小企业发展、私有经济和放松管制极为成功，更重视社会投资，等等。

 我们需要自下而上、创业型、市场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以替代目前经济对大规模政府投资、国家行业政策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我发现不论是政界还是学者都或多或少“眼光向外”，我们对自己值得总结的内生模式并不是十分推崇，反而是基层政府更乐意于向那些经济有活力的友邻学习，在我看来，他们最是明辩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

　　近年来，因为“中国实验室”项目，我们接触到了很多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中小企业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其中有80%要归结于政府环境。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学者和新闻界一直呼吁要改善中小企业待遇的原因，中国的中小企业要继续发展，需要更好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金融环境。

　   政策的缺失和机构数量的减少使八亿中国农村人口几乎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支持。

　　一年来中国实施了很多刺激农村消费的措施，比如“汽车下乡”和“家电下乡”，然而从根本上提振农村的消费需要的是增加农民的收入 。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农村金融的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并不需要实施太多复杂的政策，如果能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农村金融的状况，已经算是前进了一大步—通过对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实际情况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农村金融有明显的萎缩。

　　80年代，中国的农村金融政策使农户获得信贷方面比较自由，并且进行了农村金融机构改革，默许非正式农村金融的运作。1986-1991以及1995-2002年两波的农村家庭调查显示，80年代农村家庭能够获得相当数量的正式和非正式贷款，支持他们从事非土地型创业。 另外统计研究表明

我认为中国需要左派，这里我所指的左派，是一种“合成”左派。他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那种“为人民服务”传统的左派。

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左派比右派更能促进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更能提高中国人的福利，也更能使中国接近民主体制。我的推理建立在以下几个前提之上，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前提不成立，那我的推理和结论也是不成立的。所以必须先把我的前提说清楚。对于这些前提的是与非，我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希望对以下推理的逻辑，我们能达成一定的共识。

第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现在的右派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不挑战现行体制的。这和1957年的右派有很大区别。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右派知识分子倡导价格改革比倡导经济体制改革更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革比倡导政治体制改革